我们为何要发射自己的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

  正是基于上述认识，2009年，日本发射了世界首颗温室气体观测卫星（GOSAT）。同年，美国的碳卫星（OCO-1）首次发射失败，后于2014年再次发射其替代者OCO-2。

  已有美日两颗碳卫星在前，中国是否还有必要自立门户？卢乃锰用我国气象卫星的发展历史来回应这一疑问：“当初中国一穷二白，在我们发射气象卫星遭遇挫折的时候，很多人说，既然可以不要钱用日本的卫星数据，就不要发射自己的气象卫星了，但从长远角度看，作为一个大国，不能依赖国外，必须克服困难，坚定地走自主发展的道路，这样才形成如今在气象卫星领域美国、欧洲和中国三足鼎力的局面。”

  在二氧化碳监测问题上，更为现实和迫切的需求是，中国必须拥有自主数据才能在全球气候谈判中掌握主动权。持家得先有账。国家遥感中心总工程师李加洪接受科技日报独家专访时说，中国政府研制并发射碳卫星，对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进行动态监测，进而给出全球碳分布数据，不仅是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采取的积极行动，而且也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。

  同时，在李加洪看来，“做全球二氧化碳监测仅仅一两颗卫星是不够的，我国是第三颗，欧洲也将碳卫星列入计划。我们大家都希望通过这颗卫星和其他几个国家合作形成碳卫星‘虚拟星座’，联合观测大气二氧化碳，为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提供更丰富的监测数据”。

  李加洪回忆，早在2009年，根据863计划地球观测与导航领域办公室的部署，国家遥感中心就在思考“十二五”的布局，对包括日本GOSAT卫星发射和美国发射失败的OCO-1等都很关注，并专门咨询童庆禧院士：“中国该不该搞自己的碳卫星？”得到的是坚定的肯定回答：“从战略层面必须做。”

  “863地球观测与导航领域专家组在前期领域战略研究工作的基础上，考虑‘十二五’部署哪些项目时，大家对发射碳卫星这件事已达成共识，问题是我们能否做得了和怎么做。”卢乃锰回忆。

  碳监测卫星是我国的空白，对于我国科研人员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挑战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。“我们刚开始也是两眼一抹黑。这类卫星对于光学仪器的要求非常高，我们在元器件等各方面是否能满足需求？”卢乃锰说，没有人敢打包票，“在走访了全国十多个相关单位后，大家心里有点底了。”

  中国碳卫星还加载了真正意义上的云与气溶胶监测仪。李加洪解释：“利用它能排除云和空气中气溶胶的影响，也就是解决对二氧化碳监测的‘噪音’干扰问题。”

  具体到指标设计，卢乃锰说，“我们在反复权衡功能、精度和工艺水平后，确定了合适的配置方案”。最终，在“跳起脚能够得着”的宗旨下，中国的碳卫星不仅实现了各项设计指标，还极大地带动了我国多项相关技术的突破。

  “碳卫星由863计划立项，前期主要按照863项目管理，但后期工程主要以航天工程模式来管理。”参与863计划全过程管理的李加洪介绍，中科院负责碳卫星工程的组织实施，中国气象局负责地面应用系统。该工程按照航天工程管理模式，专门成立了卫星工程总师和总指挥两总管理体系，通过工程“两总”体系，使得863项目管理和航天工程管理之间得到了有机结合，实际也实现了国家科技计划中工程性项目的管理创新。

  “该项目立项还紧密结合有关部门的需求，如它与中科院先导专项的碳专项紧密结合，也与中科院一直推动系列科学实验卫星计划不谋而合。”李加洪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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